从1951年回国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令黄碧罗老师最难忘的是--1999年、2004年两次荣获全国先进归侨称号的黄碧罗老师，由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同志颁奖；2004年，她再次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让她最动心的是一个字"侨"字——这个字，凝聚了她一生的心血；这个字，架起了归侨、侨眷与党和侨联的心灵之桥；这个字，建造了她的人生之桥、事业之桥和幸福之桥。她的人生故事还得从"为什么回国"讲起——
在新加坡亲手制作一面红旗
演话剧《卖女儿》，哭得泪雨纷飞
我的祖籍是福建厦门禾山，祖父经商。1933年，我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东岸峇眼亚比的一个海滨小村。1941年，父亲患重病，送新加坡住院开刀不幸病故。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二战结束后母亲带着全家到新加坡定居，哥哥、姐姐上中学读书，妈妈和我租了一间木板房，靠洗衣为生。
1947年，我到国华纸盒厂做童工，晚上去农青夜校学习文化知识。这是一所华文夜校，教我们的老师陈少非（回国后在广东省江门市工作，离休干部）是马共党员，经常对我们进行爱国思想教育；他还组织了一支"农青歌咏队"，领导我们一些进步青年，走上街头，演话剧，唱进步歌曲，进行宣传活动。
印象最深的是演话剧《卖女儿》，此剧反映的是新加坡一位失业工人一家的悲惨生活--父亲失业，母亲生病，只好将阿容卖给别人。夜校的老师苏文露扮母亲，宝珠扮姐姐，我扮妹妹阿容。每次演出，我们都演得很投入，一想到我父亲病逝，母亲给人洗衣服，自己做童工所受的苦，我就哭得泪雨纷飞，仿佛是在演自己的苦难家庭。我们到工厂、码头、渔民工会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亲手制作的一面红旗，按时按地点交给阿宝
1948年6月，英帝国殖民者颁布紧急法令，夜校被迫停办，歌咏队被迫停止活动，老师被迫转移。此时，我和丁东水（回国后在江西省南昌市工作，离休干部）同学等一起参加马共外围组织抗英同盟，收捐，支援抗英军。
1949年初，一天下午，一个叫阿宝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到工厂找我，当面交给我一个布包，内有红布和斧头镰刀的图案，要我立即做好交给他。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党旗，只知道这是一项光荣和重要的任务；我赶回家用缝纫机车好红旗，心里很激动，手禁不住有些颤抖；做好红旗后，我按时按地点交给阿宝。阿宝的真实姓名叫什么？现在在哪里？至今我都不清楚，我十分想念他。回想起那一幕，当时是很危险的，这是我平生做的第一件最光荣的事。
回国前的喜与忧
1950年7月，我的革命引路人黄珍（原名傅金鸾）听从组织安排回国，临行前，她找我谈话，鼓励我继续团结工人，利用新加坡华文报大量报道的中国消息，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等她来信后我再回国。我高兴极了，盼望能早日回国。
当时，祖国母亲敞开温暖的怀抱，发出深情的呼唤——归来吧，海外游子！海外华人热血沸腾，奔走相告，东南亚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早已动心，盼望黄珍的信早日到来。
1951年春，我终于盼来了黄珍的信，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找她联系的地址和要求。万分喜悦之中，也有难舍的骨肉之情。回国前夕，妈妈带我到父亲坟前告别，妈妈说："阿婴（我的小名）就要回国了，你在九泉之下，要保佑阿婴一路平安！"妈妈一边说一边哭，祈求父亲保佑我。我在一旁烧着香烛，想着早逝的父亲，看着母亲对父亲的苦苦哀求，心里很难过极了，禁不住热泪横流。
1951年5月6日，我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告别了亲人，也告别了寄人篱下、二等公民的生活，在黄珍同志的帮助下，乘"贵阳号"客货轮离开新加坡回国。回到广州当即找到广东省侨委何国霑老师和黄珍同志。由何国霑老师推荐到侨青班学习，后又推荐到南方大学华侨学院学习。
没有叶剑英，就没有华侨学院，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记得"南大熔炉"四个大字，是叶剑英校长题写的。
南方大学继承和发扬的是延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学校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认识觉悟，自觉改造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勤劳勇敢，紧张活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选择——要求南方大学首先办成革命的大熔炉。
在这个"抗大"似的革命熔炉里，我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时任中南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叶剑英兼任南方大学校长，经常到学校来给我们师生作形势报告，我永远不会忘记叶剑英校长讲的一段话——
"现在百废待兴，我们要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人们的头脑，好比两个半球合在一起。右边的西半球，装着旧意识、升官发财的思想；大家都是从旧轨道过来的人，或多或少都沾染一些，这样会妨碍我们事业的发展。左边的东半球，要求确立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比喻得太生动太贴切了，简短的几句话，把树立革命人生观的道理讲得透彻通明，我们一听就懂。
有一次，叶校长作报告，讲到最后时突然说："六部的同学请举手！"我们几百名侨生立即一起举起手来，大家激动得热泪都要流出来了——全校四千多人，只点我们华侨学院的名，让我们感到很自豪，也说明叶校长心里有我们，十分关心我们归侨青年的成长......事实上，没有叶剑英，就没有华侨学院，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沐浴着党的阳光，我的思想和学习"天天向上"。抗美援朝时，为购买"华侨号"飞机，我和许多归侨一起，自愿捐款捐物，把全部家当——随身带回的一个金戒指、一条金项链和一支派克笔全部捐献出来，以表达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
封开，我的摇篮！
解放初期的广东，无论哪个方面，都十分缺乏干部，以培养为人民所需要的干部为宗旨的南方大学，及时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一万多人。学校提出："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号召大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搞好土地改革。
1951年12月17日，我们南大华侨学院的部分同学在卓炯主任的带领下，作为政府土改工作队员，来到了封开。
"暴动"平息后，我们扎下了"根"
1949年11月，封川县（现封开县）解放，区乡人民政府刚刚建立起来，只有五六个干部，负责宣传征粮政策等任务。1950年3月，地主、土匪趁机煽动农民，反对征粮，组织武装围攻区政府。征粮队有100多位同志壮烈牺牲。这是封川县解放后发生的一次严重的土匪暴动事件。西江军分区接到报告，立即派十三团一营营长林传率领4个连，火速赶到封川，对匪徒开展强力清剿，以稳定局势和民心。时间二个月。"暴动"平息后，反动势力还没有彻底清除，农民的思想很混乱。就是在这样恶劣和艰苦的环境下，我和其他土改队员一起，克服重重困难，访贫问苦，发动群众，2年时间，我一共扎了4个土改"根子"住户。这段经历，我深感自豪而刻骨铭心。
下村前，我们先集中几天时间，学习了土改方针政策，初步了解了封开民情概况--这里不仅偏僻落后贫穷，而且封建主义和反动势力很猖獗，土改运动十分艰难。然后编队分组，我被分配到四区新华乡范村。范村也是土改试点区，由卓炯主任亲自指挥；土改组长是吴纪融，副组长是黄健浪。
范村是一个边远的山村，村民靠种田为生，生活非常贫困。我扎的第一个"根子"是贫农明妹母，她的丈夫被国民党抓壮丁，一去无音讯，带着一个9岁的女儿明妹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