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软科学的投入
武汉市政府在把创造更高的GDP当作头等大事来重视，力争在2015年将GDP提升到1万亿.，我们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担心：GDP能代表社会财富吗？其他各项指标与之协调吗？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 GDP指标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GDP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的"量"，没有或不能很好地反映其"投入"(特别是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结构"(包括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和"质"(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社会效益等)。
GDP指标无法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生态资源的巨大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增长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引起的人类总福利的变化。比如，某些产品的生产会向空气或水中排放有害物质，GDP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却不能反映环境损害程度。显然，GDP在反映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反映它所带来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的代价，从而造成了对发展不真实的表达。
GDP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的福利状况。GDP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来统计的，但是这往往与幸福无关。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也不考虑如何解决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问题。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60年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近1000倍，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仅增长了不到20倍。
事实上，GDP所能见证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要从全局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的素质，离不开对质量和效益的关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我国经济在结构和布局上的"软肋"。
因此建议： 武汉市需要进一步支持软科学的发展，吸收其成果，用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建设中，例如
一、对GDP进行修正
可增加两个要素，一个是有效，一个是累积，即从当年的GDP总额，减去无效的GDP和消失的GDP，它比纯粹的GDP概念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富足程度与发展速度。
如果一边是GDP增加，一边是GDP的消失；或者是GDP在不断地增加，但增加的却是一些无效的GDP，那么再高的GDP发展速度也并不能证明社会的财富在增加，经济在发展，因为，只有保留下来并为人们所需要的GDP才是真正的财富。一个地方不断出现消失的GDP或者是无效的GDP，只能证明我们过去做了太多的无用功或者我们现在的决策有问题。
二、客观评价、预测武汉市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压力状况，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寻求较优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武汉市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环境、社会的角度进行科学评价，使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规划的各项指标必须协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否也在增长
三、探索武汉市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使政府的重大决策、对政府的监督、监察有新的进步；
四、与硬科技相比，支持软科学的经费已经很少了，从全市来看，武汉市科技局2010年支持软科学83项，总经费170余万，每项平均2.1万；与环境相关的软科学项目仅2个！全市硬技术支持经费至少是其十倍以上。软科学支持力度需要加强：需要加大经费力度，增加支持数目。
提案人： 周敬宣
2011-2-11
武汉市"十二五"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规划的各项指标必须协调
"十二五"期间武汉市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力争在2015年将GDP提升到1万亿.
我们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担心：GDP能代表社会财富吗？其他各项指标与之协调吗？
按定义，GDP是联合国颁布的国家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一个指标，主要是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财富增加值总量。GDP概念是源自于交换产生财富这个原理，因此在追求GDP时，就必须符合这个原理的基本条件：
一是交换必须自愿。当前在城市建设中存在着严重伤害被拆迁户利益的事件，侵犯住户的土地使用权，压低补偿金额。政府、开发商与银行大获其益，房地产业产生的GDP再高与老百姓何益？
二是交换必须不妨碍第三人。某些钢铁、化工、制药等企业严重污染环境，造成当地群众得病，周边良田无收，水质破坏，大量死鱼的恶劣后果。政府不得不拿出巨资修复环境，企业所获得的财富实际上是转移了农民财富，损害人民健康，政府的付出也没有产生任何财富！
三是交换必须在两个清晰的产权主体之间真正发生。对于出口创造的GDP只有在外汇收支平衡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才算为国内增加了财富，只卖不买或者多卖少买产生了巨额顺差，都表明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交换没有完成，因此这样的GDP就不能算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假定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所得出的GDP数值的准确性恐怕就得大打折扣，或者说GDP 的数据就会有瑕疵。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采用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产生GDP!
如何投资是一篇值得探讨的大文章。投资实际上是交换过程的过渡阶段，如果是私人投资，他在投资之前决策是非常谨慎的， 但是，投资的主体换成了政府，问题的性质就可能变化。这个时候决策的是官员，官员们也是经济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可能并不切实关心该投资能不能够收回和盈利，而是关心自己能不能得到好处，或者在自己的任期内能不能多出支撑门面的政绩。何况，政府投资的项目有的是垄断，垄断是靠行政强制来获取超额利润，是人们在没有选择下的交换，相当于强制交易的GDP；有的根本不考虑回报，比如修建一个超大规模的体育馆，平均10年或许才能用上一次，而平时的维护费用却高得惊人，如果是私人绝对不会这样草率，这相当于没有完成交换的 GDP。
因此，在政府投入巨款救市时，要避免造成太多不必要项目上马，造成太多的社会浪费，其产生的GDP可能存在许多水分，甚至不仅不会增加财富，有可能还会消灭社会财富；如果我们把这些钱用来保障国内居民的失业、医疗和教育时（比方说直接当作农民工失业救济金投入），这种用法既能促进GDP 的产生，更因为有了这种保障，使更多的居民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安全和放心，他们将会大胆地消费，从而带动其他方面的GDP快速增长，最终能够促进整个社会财富的大幅增加。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呼吁应该把更多的钱交给民营企业来使用。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 GDP指标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GDP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的"量"，没有或不能很好地反映其"投入"(特别是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结构"(包括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和"质"(包括产品和服务
